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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年：来这里看你从未见过的“徐悲鸿”
2018年被中国美术界称为“徐悲鸿年”，继年初中国美术馆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相继举办徐悲鸿艺术大展后，保利艺术博物馆借由保利拍卖徐悲鸿珍品的藏家资源，近日在京举办了最大的民间收藏徐悲鸿作品展——“百年教育 百年悲鸿——徐悲鸿作品珍藏大展”，这也被认为是对于上述两个徐悲鸿展览重要的学术补充。
五十余展品借展不易
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介绍，此次展览获得了全球各地徐悲鸿重要藏家的热情支持，展览被誉为近十年来民间举办最大规模的徐悲鸿收藏展，“我们从五百余件作品中挑选出徐悲鸿精品五十余件，这些画作集中代表了徐悲鸿绘画的最高成就，而部分画作也将会被收录于《徐悲鸿全集》中。”赵旭表示，民间举办徐悲鸿收藏大展不同于美术馆，馆与馆之间的借展相对比较容易，“但是由民间机构征借过来举办与商业无关的展览，非常难得。”
博物馆级藏品首次面世
更为难得的是，此次展览中还有一批从未面世的博物馆级的作品，尤其以徐悲鸿创作于印度时期的《喜马拉雅山全景》以及一张大尺幅的《六骏图》为代表，展览现场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徐悲鸿长孙徐小阳看到祖父几幅从未面世的珍品时激动不已，“今天的展览让我非常震撼。比如这幅《六骏图》，我是真的第一次见，这幅和之前在徐悲鸿纪念馆收藏的另外一张《群奔》是镜像的关系。”据悉，《六骏图》绘制时间是1942年，是目前可知的唯一一幅珍藏于民间的徐悲鸿巨幅画马“六骏”作品，它与徐悲鸿纪念馆藏的《群奔》为同一年所绘，画幅大小基本一致，近15平尺的横幅画面，精湛绝伦的画艺和古典诗意交相呼应，堪称徐悲鸿一生中画马的集大成之作。《六骏图》流传与收藏也充满传奇色彩，20世纪40年代，苏格兰飞行员和妻子来到中国援助抗日，1949年直接从徐悲鸿处购买下《六骏图》，上世纪80年代著名古董商购得，此后再转至美国藏家珍藏至今，一直未曾露面。
《喜马拉雅山全景》是徐悲鸿在抗战时期流散在星马地区的重要油画之一，也极有可能是现存唯一一幅以喜马拉雅山全景为题材的作品。此画的境遇和同年创作的《愚公移山》一样，1940年在印度创作完成后被带至新加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徐悲鸿离开前经友人协助，将不易随身携带的40多幅油画及个人收藏等，埋在崇文学校罗弄泉的一口枯井内，战争结束后，枯井藏画被悉数挖出。展览现场，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讲述了《喜马拉雅山全景》和徐悲鸿的另一件代表作《愚公移山》之间的关系。“徐悲鸿在印度创作了一大批重要作品，在《喜马拉雅山全景》完成后，他就完成了《愚公移山》。‘喜马拉雅’是在1940年画的，当时他画了好几张，画的时候充满了感情。他创作的地点正在修滇缅公路，就是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当时徐悲鸿看到人拉肩扛的修路过程，看到中国民工的辛苦，他感动地哭了，他感觉到抗战其实是全民出动，于是他就创作了《愚公移山》。”
与此同时，徐悲鸿晚年最重要的代表作《九州无事乐耕耘》也再次展出，而《群马图》《古柏双骏》《十二生肖册》《吼狮图》《四鹅图》等代表作也在展览中集中呈现。展览将持续至5月10日。
学生杨先让谈“藏家”徐悲鸿：他不是为个人目的收藏
受徐悲鸿生命最后五年的教导，后来又在中央美术学院执教30余年，今年88岁的杨先让对老师徐悲鸿一直饱含深情。2000年，旅居美国的杨先让写出了《徐悲鸿》一书，最近，他将已出版的两版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再次出版。《徐悲鸿》一书，力求通过详实资料和生动语言，从成功道路、感恩报国、独特卓见、情感世界等方面，全方位展现徐悲鸿一生。在徐悲鸿大展开幕后，杨先让与记者谈起了他眼中的徐悲鸿和他笔下的《徐悲鸿》。“我的写作原则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
“我的马并不是每张都好。”
在学生杨先让眼中，徐悲鸿“多能”但并不是“万能”，以他的了解，徐悲鸿的一生也并非没有不足和遗憾。“就拿徐悲鸿的马来说，他画了一辈子的马，可是他清楚自己画的不可能张张是精品，因而他不停地练习。1948年，他患病初愈，在我们学校一角，对着某个军官送给他的一匹老马写生。我们站在他身后观摩，他对我们说，人们喜欢我画的马，其实并不是每张都好，所以我要多多写生。”在杨先让眼中，徐悲鸿“真是谦虚”，但是他说得又是十分真切，艺术家不可能每幅画都令人满意。
今年被业界称为徐悲鸿年，几个大展对他的定位是“大师”也好，称他“画圣”也罢，称他是现代美术教育的大功臣、新中国画的开路先锋都不为过。“但是，徐悲鸿自己是绝不会去想这些的，他是一位平凡的、没有架子的艺术家和教育家。用他的话说，是个‘能分辨好画和坏画’的人罢了。”杨先让说。
“我是一个画家，对真正的好画不能无动于衷。”
此次“百年教育 百年悲鸿——徐悲鸿作品珍藏大展”中的作品来自全球藏家，而熟悉徐悲鸿的人都知道，他对于收藏也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见到好书画、金石、碑帖就心悦手痒。杨先让表示：“徐悲鸿不是一个富翁，也不是一个为个人目的而收藏的收藏家，他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艺术事业。”
杨先让介绍，徐悲鸿生活并不富裕，他的收藏主要是以几种方式，一是用收入购买，二是用自己一定数量的作品交换，三是用自己的收藏作品进行交换，四是朋友所赠。“徐悲鸿的收藏，完全区别于一般商业性的交易。他不懂升值观念，纯粹凭着艺术品格高低行事，只要他认为好的，绝不还价，宁可借债也不为惜。他经常是看到好的东西，情不自禁叫出好来，这样一来价码就下不去了。”杨先让回忆，有一次廖静文说他，“你何必当着画商面表示那样热烈喜欢这张画，不会冷静一些吗？结果总是被人家要了高价。”徐悲鸿承认她说得有道理，但是下一次他依然见了好画赞不绝口。廖静文开始埋怨他，他却解释称，“当一张好画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怎能装出平静无事的样子呢？我是一个画家，对真正的好画不能无动于衷。”
杨先让还介绍，徐悲鸿一直以来坚决主张画家的代表作绝不能出售，即使在抗战期间东奔西跑，他也把自己的作品和收藏品一直随身携带，除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得已逃离新加坡，一批画藏于枯井之中而毁于一旦。
杨先让还回忆起徐悲鸿早期收藏艺术品的故事。“徐悲鸿在巴黎求学期间，本来生活已捉襟见肘，经济来源又经常中断，可当在寄卖店看到一幅标价两万法郎、他的老师达昂的作品时，竟要集资借钱订购。他写信回国呼吁，跑中国使馆申诉，说为了今后在中国建一所外国美术陈列馆，结果听者藐藐。就这样，他还是向留法同学宗白华和孟心如寻求帮助，凑了一笔钱买下了达昂两幅油画。”
众所周知，在徐悲鸿去世之后，廖静文将徐悲鸿耗尽毕生心血遗留下的一千余幅作品和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书画家作品一千余件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北京晨报记者 张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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