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由对外文化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是一个特大型的艺术展，展品由古代和现代两部分组成：古代部分都是故宫的国宝；现代部分则是征集全国的作品，主要在北京、杭州两地画家作品中选拔出，最后由周总理亲自确定去留，我的画入选其中。同时，我还作为展览会工作人员，负责护送展品。临行前，徐悲鸿先生请吃饭，为我践行。到了国外，我们也有通信，他嘱咐我安心学习，不要想家。
德国印象很深的是魏玛城，那是歌德的老家，他写过一本书，跟自传一样，叫《少年维特之烦恼》，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都读了，还有一本叫《浮士德》，大厚本，好像郭沫若翻译过。我在那儿看了歌德博物馆，歌德在意大利旅行的收据，订得很有条理，我还留言了，写的是：“我爱歌德，我爱魏玛。”还有德累斯顿，它的雕花石头房子很好看。
1953年9月徐悲鸿先生突然去世，留下大量遗物需要整理，包括油画、国画、收藏品和大量文史资料。当时我正三十出头，义不容辞挑起整个整理遗物的重担。和几个同事一起把遗物分门别类，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整理完成，并对部分画作进行了修复，做了详细的工作日志。同年中央美院决定举办徐氏遗作展。我又肩负起修复徐悲鸿先生名作《奚我后》的任务。
经过将近一周的日夜奋战，总算赶在开幕前修好，顺利赶上了徐悲鸿遗作展。在后来出版的画册上也都采用了这幅经我修复后的《奚我后》。1982年，新街口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建成，我又从新写过一次。
1953年我是边上课边抽出业余时间整理徐悲鸿先生的遗物，准备遗作展。同年正在带靳尚谊所在的毕业班，那时候的毕业创作都是画领袖像。我负责的甲班班长是马常利，业务班代表是靳尚谊，相当于的课代表吧。同学中很多都是著名画家，比如张重庆，李京生，邵晶坤等等。我当时刚从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回来，在苏联游学的经历令同学们都很认可我，大家学习兴致很高。
我在煤渣胡同9号院住了快一辈子，从1948年一直住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李苦禅先生也住在这个院儿。1972这一年经周恩来总理指示，苦禅先生和我，还有李可染，吴作人，刘继卣，田世光，梁树年，白雪石，王淑晖，罗尔纯等诸位先生开始为宾馆和驻外使馆作陈列画。
晚年由于我儿时旧伤，一眼几乎失明，一眼患了严重的白内障。然心中似乎打开一扇新的窗，看的更加深刻简约。耄耋之年变法，对艺术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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