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她能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此时的心情一定是宁静的，恬淡的。
　　写于2017年10月19日

　　附：何铮最新的论文
　　“吴门画派”，是明代中叶在吴中地区形成而影响全国的重要画派，以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为代表。他们大都擅长诗文，书画并茂，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所以画风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也被称为“文人画”。吴门画派的崛起开创了一代新画风，取代院体和浙派而占据画坛主位。他们注重笔墨表现，强调感情色彩和幽深的意境，追求平淡自然，恬静平和的格调，而这些也正是苏绣所表现的风格特点。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在他主编的《姑苏志》卷十四中写道“精细雅洁，称苏州绣”，这是首次以文字形式确认了苏绣的风格特点。
　　“吴门画派”的形成对吴中地区的文化具有重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诗、词、戏曲、书法、绘画、工艺等文化艺术创作的重要地区。而苏绣也如其他姐妹艺术一样，受吴门画派影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她以针代笔，以线代墨，表现文人画的思想和感情，与文人画有着异曲同工之美。她在数百年的艺术长河中始终位于四大名绣之 冠，其风格独树一帜，这与吴门画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吴门画派”的形成、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
　　元代中期大批画家南迁，苏州开始成为绘画的中心之地。至明代中期，商品经济较前代更加活跃。当统治者疲于官廷内部斗争时，在中国城市出现了史学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市镇经济繁荣，工商业的比重逐渐增加。当时的苏州与之毗邻的松、嘉、湖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纺织业、麻布业、造纸业、冶铁业、珠宝业等相当兴盛，商品琳琅满目，苏州已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和东南一大都会。
　　明代经济的大繁荣，也带来了书画市场的大繁荣。由于富庶众多、商贾云集，买画赏画成为当时权贵附庸风雅、相互攀比之风尚。正如唐寅在《阊门即事》中所描述的：“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可见吴门经济的繁荣为当时的吴门书画家提供了广阔的书画买卖市场，解决了书画家们的衣食之忧。
　　宣德（1426-1435）年间，苏州诞生了吴门派开宗师沈周，继承者有文征明、唐寅、仇英。他们在艺术上较全面地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优秀传统，并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开创一代新风，取代院体和浙派而占据画坛主位，历时150多年。画史将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或明四家，这四位画家虽同时崛起于苏州，但风格迥异，各有师承。沈周家学渊博，主要承元代文人画遗风，以浑厚、苍劲雄健的粗笔画为主。文征明师从沈周，并吸收赵孟頫、王蒙画派，以缜密、工整、文静清秀古雅的细笔画著称。他们两人主要发展了元代文人画传统，注重笔墨表现，强调感情色彩和出色的意境，追求平淡自然，恬静平和的格调，其画风奠定了吴门画派的基调。唐寅是位落魄文人，与文征明同为沈周学生，笔法挺健细秀，墨色淋漓融和，风格严谨而清逸。仇英出身工匠，初学周臣，后悉心临摹历代名迹，善作精细鲜丽的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并远追北宋名家。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造型准确，笔墨严谨，风格柔韵雅秀，其艺术形神兼备，雅俗共赏。正如《壮陶阁书画集》中赞道：“画至文、沈、唐、仇，天地精英尽矣”。清代王鉴《染香斋画论》中道：“推名家者，惟文、沈、唐、仇，为掩前绝后”。在明代，即使是普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鉴赏力虽然不高，财力也不够雄厚，但由于人数众多，同样是明代书画市场的主要购买群体之一。
　　在明清小说中，成化年间的苏州府，就有一则请名人在扇面上写字作画的故事。其中当然免不了有沈周、唐寅、文征明等人的笔墨，以提高身价，增加销量，可见吴中四才子为首的吴门书画家作品深得市场热捧。所以说吴门画派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吴地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吴门画派对苏绣艺术的影响
　　“苏绣”，顾名思义，与“吴门画派”一样，也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一带的刺绣。以“精细雅洁”的风格闻名于世，又以“平、齐、细、密、和、顺、匀、光”的针法特点，尽使绣品的美轮美奂。蕴含了江南女子精巧、细腻、温婉、温婉的内在品格，通过小小的绣针，再现了画家们的思想和墨韵。尤其是吴门画派的作品，深度影响了苏绣的风格，神韵，特点。纵观近现代苏绣每一件成功之作，都离不开吴门画家和苏绣设计者的智慧和心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吴门画派对明、清二代苏绣的影响
　　苏绣的形成，当与苏州的文化艺术分不开。明清两朝江苏进士约6000人，其中吴
　　地约有4690人，占江苏进士的73%，仅吴地殿试第一名的状元就有35名。苏绣受当地文人影响，绣品带有诗情画意的韵味。一些闺阁小姐配偶多是文人雅士之属，所以手中的绣品也以风雅为上。即使是被面、枕套、帐沿、椅背等绣品，也都反映了苏绣的图案秀丽，色彩文雅，针法细密，绣面光洁等特色。
　　而明代“吴门画派”对苏州绣品的影响更深远，例如著名画家潘天寿赞誉“直使清代三百年之山水画，全属此派范围之下，其情况真有不可一世之概”。而这时的刺绣工艺，正以专门追求书画效果的绣画、绣字为时尚，以她特有的针法和丝线在丝织面料上表达绘画的精神，运针如笔，针刺纤细如毫发。能以多种针法熟练的绣出各种精致日用绣品和艺术品，绣品含有浓郁的苏州文化艺术内涵，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苏州刺绣”，致使苏绣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水平和高度。
　　明代也是苏绣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随着经济的繁荣，对刺绣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女红队伍迅速扩大，“家家养蚕、户户刺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竞争也使刺绣行业对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明之前的绣品以日用品居多，图案简单，色彩单调，线条粗矿。而嘉靖年间露香园顾秀的出现，对苏绣风格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代表人物韩希孟能画擅秀，深通六法。丈夫顾寿潜师从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夫妇两人琴瑟和谐，夫画妻绣，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影响最大的是摹绣宋元名迹八幅，汇成册页，董其昌欣然逐幅题词，现藏故宫博物院，题材为《洗马图》、《百鹿图》、《女后图》、《鹌鸟图》、《米画山水图》、《葡萄松鼠图》、《扁豆蜻蜓图》、《花溪鱼隐图》，著名文学家徐荫南（女，苏州人）赞其绣“露香园顾秀，据称得之内院，其擘丝细过于发，而针如豪，配色则亦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令羽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通肖活现”。诗人郭荣赞其绣：“凡人物、翎毛、花木、虫鱼之类，深浅浓淡无不如意，亦无针痕线迹，使人不辨为绣为画。”故其作品当时被称为“绣画”，成为四大名绣之一。
　　清末民初杰出的刺绣艺术家首推沈寿，被誉为“女红艺术现代化的先行者”，有“世界美术家”和“针神”之称。她生于吴县，从小学绣，16岁已颇有绣名。20岁她与苏州人余觉结为伉俪，受其丈夫画风影响，绣品如同绘画具有渲染效果。花鸟、翎毛均栩栩如生，且因丝线的晶莹光泽，更增添了画面的立体感，具有绘画无法替代的效果。
　　余觉是晚清举人,善书画，工诗词，精书法，其妻所绣均由其绘制。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之际，他亲绘八幅通景屏《八仙上寿图》，并亲自勾勒上绷，供沈寿绣制。这幅画绣完美结合的精美之作，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大喜与嘉奖，并亲书“福寿”二字分赐余觉和沈云芝，沈寿之名由此而得。正如余觉后在《痛史》中回顾的那样：“乃至半日费书，半日研绣，余则以笔代针，吾妻以针代笔，十年如一日，绣益精，名益噪。”沈寿在余觉的襄助下脱颖而出，绣艺精湛，绣品超人，成为近代刺绣史中“三百年来第一人”。
　　这个机遇对沈寿的一生起了很大作用，也是她成功的起点。不久，慈禧责成农工商部成立“女子绣工科”，沈寿担任总教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式的绣艺学校，并奏准余、沈夫妇去日本考察刺绣教学情况。赴日后，沈寿发现日本的刺绣运用了西画焦点透视方法，使绣画更具丰富的立体感，在针法上运用垫底绣的方法，使绣面拱起和凹凸，更具装饰美。但沈寿没有照搬全收，而是取其精华，与苏绣的精细雅洁的特点结合起来。通过丝理转折、明暗表现对像，所绣作品立体、传神，惟妙惟肖。
　　第一次用“仿真绣”法试绣的作品，是《意大利国君维克多·伊曼纽二世像》和《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余觉亲自构绷摹画，加施颜色，并署名“余沈寿”。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展出时，引起轰动，获一等奏奖，也是唯一获奏奖的刺绣品。第二幅著名的仿真绣就是《世界救世主耶稣像》，呈椭圆形，装配在长方形的镜框中。绣像是余觉根据一幅油画印刷品摹绘而成，有人描绘其“成功之处还有眼睛里的分明，炯炯有神，头发卷曲犹如风动，脸颊之肤感若真”。这是沈寿在刺绣时采用所创的虚实针，旋针，在额、鼻、颧等明部排针密、针脚长，丝理直，利用丝线光泽增强明部的亮度。头发、胡须用棕黄并以红、绿、赭等几种色线合穿在一根针上同时绣（后被朱凤先生称为“针上调色法”），惟妙惟肖的表现了头发的质感和卷曲之势。眼球分别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使形象更为传神逼真，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不受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沈寿在《雪宦绣谱》中论道：“针法非有所授也，少而学焉，长而习焉，旧法而已。见欧人油画本于摄影，影生于光。光有阴影，当辨阴阳，潜针疑虑，以新意运旧法，渐有得。又游日本，观其美术之渊，清形万态，尽入我目，无不可入我针，即无不可入我绣。”其自信、力求完美之大气可见一斑。而她成功的每一幅作品都离不开余觉的设计、绘摩、敷色，即使是表现油画，也无形之中引用了吴门画派的淡雅、高古、意境深远的艺术风格，这就是苏绣的魅力。所以说沈寿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她天资聪慧、勤奋努力以外，与余觉的帮助，吴门画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与吴中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余觉的绘画、书法和吴地的人文、思想，潜移默化中滋润了沈寿的刺绣艺术土壤，促使她生根、开花，名扬海内外。
2、“吴门画派”对近现代苏绣的影响和贡献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融，沈寿所创立的“仿真绣”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而越来越广泛应用于苏绣，其杰出成就者首推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任嘒闲先生。她曾任苏州刺绣研究所针法研究室主任，代表作有《列宁像》、《齐白石像》等。她的作品代表了当今苏绣的最高水平，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沈寿的再传弟子牟志红（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1999年分别绣制了唐寅画《吹箫仕女》，充分表现了名家作品的气韵和神情，分别被南京博物院和苏州刺绣博物馆收藏。2009年她用仿真绣针法绣的《奥巴马全家福》，由胡锦涛主席作为国家级礼品赠送来中国访问的奥巴马总统，获得高度好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绍青，他既是吴门画派画家，也是杰出的刺绣设计家，他设计的画稿是画绣结合的成功代表，为刺绣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徐绍青，苏州人，师从吴门画派巨匠吴湖帆，所以具有扎实的传统画功底。他不仅是杰出的吴门画派画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刺绣设计者。既是绘画大家，又精通苏绣设计原理，把吴门画派与苏绣技术结合在一起而再塑精品，从而达到更新高度，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统一，使艺术家与工艺师共同创作了一件件传世之作。他设计的作品古朴典雅、清秀亮丽，艳而不俗，既体现了吴门画派的神韵，又表现出了苏绣的高贵、精致。他的代表作有《白孔雀》、《葡萄》、《牡丹屏风》、《竹寿屏风》等，均在全国获奖，《吹萧仕女图》被编入《中国美术年鉴》。他设计的画稿既具画风，又能充分发挥刺绣特点，他是刺绣设计者中的佼佼者。他著述的《论韩希孟刺绣艺术》、《苏州刺绣图案》，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字资料，他被授予了工艺美术家的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刺绣事业，令人敬佩。
　　由于刺绣技术的特殊性，不是所有中国画都能信手拈来用于刺绣。例北方画派、大写意的作品等，因笔墨豪放，用笔粗犷，即使是名家作品也不宜入绣。刺绣设计者既要不失画意，又要恰当表现出苏绣的素雅、精细、平顺、光洁之特点，构图宁简不繁，宁秀不俗，正如女红中相传的一句话“画家添一笔，女工绣一天。”而种种局限使画家不能随心所欲尽情发挥画意，致使有的画家认为画绣稿没前途，社会地位不高而转向其他文化单位或成为专业画家。像徐绍青老师这样一辈子坚持阵地，默默为刺绣贡献，甘为绿叶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还有著名画家施仁、盛金云、王芗、钱香岩，油画家周爱珍等，都是我们敬仰的前辈，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也不会有苏绣的今天。我个人认为绣品上只落绣制者的款和印章是对设计人员的忽略和不够尊重，一幅绣品应该既有绣者落款，也该刻上设计人员的印章，在人们欣赏作品技艺高超的同时，也能领略设计人员的巧妙构思，这个建议不知能否得到同道者的共鸣？
　　面对信息万变的时代，传统工艺要创新、发展，从业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提高素养，开拓视野，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目前这支队伍的水平参差不齐，绣者善书画，懂画意的不多，而简单临摹无法达到原画的意境，所以继续教育给刺绣从业者提供了再学习提高的机会。展望未来，苏州的工艺美术行业定会不断推出更新，更精、更美、更具时代特色的工艺精品，苏州刺绣也会像吴门画派一样引领中国几百年，为魅力的苏州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