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理性务实的发展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代表了中国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人认为，没有什么万世不易的祖宗之法，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穷变通久”的过程中实现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这种理性务实的发展观是支撑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正是在这些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成长模式：“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陈出新”。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古人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这个“宗”和“元”，强调的正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怎样向别人学习，中华文化立场不可放弃，民族本位立场必须坚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我们敞开胸怀，以兼容并包的态度积极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于异质文明，我们在承认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找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而不同”。在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对话、交流中，中华文化实现了自我成长、自我更新，是所谓“推陈出新”。

　　“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陈出新”的成长模式造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历久弥新，也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永续发展，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20世纪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20世纪以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思想上的舶来品成功转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实践，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在多个层面上可以互通互释：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世界的图景如出一辙，共产主义道德与儒家“君子”的操守修养可以相提并论，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完美对接。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入人心的“均贫富、等贵贱”“民为贵、君为轻”等政治主张也与“平等”“民主”的价值目标若合符节。这些价值理念的对接，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能够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