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与体系：“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刍议

来源:中国国家画院 | 作者:鸿雁 | 发布时间: 2018-03-29 | 57584 次浏览 | 分享到:

　　“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是在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具体情境中，酝酿于国立中央大学、聚集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内化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具有艺术共识性的教育实践与艺术创作群体，其正式命名出现甚晚，主要得自徐悲鸿、吴作人的学生艾中信在20世纪80年代对徐悲鸿及其追随者进行的总结性阐释，是艾中信在“徐悲鸿学派”、“徐悲鸿教学体系” 的认识上，针对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给予的命名和定位。

　　如果说当年徐悲鸿亲率弟子、邀聘名家，为写实主义理想而在北平艺专尝试建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尚属粗放，在教学思想方面最终体现为徐悲鸿“写实主义”主张的一枝独秀;那么，在建国十七年间党的“二为”和“双百”文艺政策下确立的“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则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教学体制、系统的教学内容和严格的教学方法，并且在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还短暂呈现出各家各派教学探索多样化的倾向，一时体现出出作品、出人才、出智慧的局面。实际上，在统一的文艺方针之下，为这个体系建构共同出力的群体性力量“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延安学派”、“苏派”，以及在这三元汇聚的格局中与之共生的其他名家教学，它们之间的相关相融性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异相斥性。逐渐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内化为影响至今的教育整体—“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这也许就是今天很难具体区分哪一部分就是哪一派的专利，它已成为哺育后来人的共同乳汁的原因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五六十年代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各家各派都难以尽情发挥各自的艺术热情和智慧，因此若冷静地看，这一时期中央美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建构，是包含“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在内的各家各派无法超越但却又必须为之承担责任的深刻局限性的建构。对这种局限性，卢沉在1988年主持中国画系第一画室教学时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虽然他谈的是中国画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但窥斑见豹也能看出这种深刻局限性的普遍存在，这问题主要表现在：“1.受外国的影响，迷信素描，迷信写生训练万能;2.忽视艺术语言、形式感、形式法则的研究，忽视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创造才能的培养;3.知识结构狭窄，只能强调传统，不了解西方，多少有点排斥现代的倾向;4.传统也没有认真地吃透。”这些问题的产生，尽管不能否定有“十七年”政治因素甚至是强大的政治运动在起作用，但各派自身及各派综合构成的局限性也不能纯然排除在外。比如对写生的强调、对“现代主义”的排斥、对传统的批判地继承，原本就历史而富有文化针对性地存在于“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延安学派”之中。但问题的关键，不是通过认识体系建构的局限性而否定学派及其历史作用，而是希望结合历史经验与教训，在自觉平衡或者克服局限性的时代进程中，逐渐发展出开拓、推动美术教育体系的新学派。没有新学派与新思维，美术教育体系的生命力何来?在新世纪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道路上，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和思考。
　　注释：

　　【1】本文有关徐悲鸿艺术活动的具体纪年，均源于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下不再注，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