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寻味的是开篇语：“日本人之于工艺也，自夸为东洋之独逸；于美术也，自夸为东洋法朗司，间尝自揣，只吾之不进耳。彼进固猛，然亦讵能一跃而跻于斯，固未敢心许之也。……所谓独逸，吾不知，至所谓法朗司，吾颇欲一觇其为法朗司者”，难道其中不是分明有“不服”与“不屑”么？不是分明可以读出晚清以来民族主义者对日本又爱又恨的潜台词么？怀着这样的心情会有去“游学”的敬意么？我又好事遍寻徐悲鸿的文字，除《悲鸿自述》外，仅1926年在上海大同大学演讲之《古今中外艺术论》中对日本画坛有所提及，不妨说，自留法归来，至少在徐悲鸿的理论思考中，日本几乎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但是，这不意味着在具体的创作思路甚至方法上全然没有对日本的借鉴，这种言论与实际行为的差距在倚重理论的徐悲鸿身上并不鲜见——他在言论上对日本的回避，概而言之，是中日交战的现实和民族主义情结使然。
1918年，徐悲鸿以《画之美与艺》、《评文华殿所藏书画》、《中国画改良之方法》集中亮相中国画坛，我曾惊异于这种毫无铺垫的成熟，该文的发现让我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脉络，该文呈现的思考、认知和选择竟早早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成就和影响！
再读《悲鸿自述》，第一次对“岁丁巳，欧战未已，姬君资吾千六百金游日本”之“游”倍觉醒目，我们是否将之一厢情愿地理解为“游学”，而它更应该是“游览”呢？这类的误读在徐悲鸿研究中是否还有？而这种总是有意无意地溢美被研究者的做法是否又普遍存在于整个美术史研究领域呢？在此不展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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