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徐志摩“惑”之论战（1）

　　尽管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代表人物，尽管两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画需要改良，但是在艺术观点与绘画主张上，二人存在着巨大的南北差异。

　　徐悲鸿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他一贯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1926年4月徐悲鸿在欧洲学画时中途回国，应邀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中这样说道：“研究绘画者之第一步功夫即为素描，素描是吾人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唯一之法门。素描拙劣，则于一个物象，不能认识清楚，以言颜色更不知所措。故素描功夫欠缺者，其所描颜色，纵如何美丽，实是放滥，几与无颜色等。”

　　在欧洲，他大量临摹，并学习了解剖等学科。他注重写实，其写实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科学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则要求“惟妙惟肖”，要科学般的精准，在内容上，“盖艺术乃民族生活之现象，思想之表征”，要“参造化之奇，探人生之究竟”。

　　而刘海粟则崇尚西方的凡高、塞尚、马蒂斯，他一贯主张，艺术不可拿理智去分析，认为“若还拿理智来分析研究，那必使艺术变作技巧化，将艺术的价值、艺术的趣味降低或者根本推翻”。

　　徐悲鸿与刘海粟都在艺术的中西融合中做过巨大贡献，但二者又有不同。徐悲鸿倡导“改良论”，他认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徐悲鸿学习西洋画，是为了改良中国画，并非简单的中西合并。

　　刘海粟则一贯倡导“贯通中外”、“融合东西”，但他认为“融合东西”决不是生吞活剥，不是一半西洋画、一半中国画地硬拿来拼凑，而是让二者不同程度的精神结合起来，在表现技法和构成意义上形成明显的民族风格。

　　二人艺术思想的差异在1929年中国第一届美展上有了一次非正面的交锋。

　　1929年4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有徐悲鸿、王一亭、李毅士、林风眠、刘海粟、江小鹣、徐志摩。展览组织出版了由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等人编辑的《美展汇刊》。在这一期《美展汇刊》中，徐志摩发表了一篇《美展弁言》。在文章中，徐志摩叙述了美术的时代性与中外美术比较的研究，他充满自信地将美展的意义放在了艺术对人生的影响和对现实的反映上：“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

徐悲鸿与徐志摩“惑”之论战（2）

　　就性质而言，此次美展是由教育部主办的，这是政府首次提倡美术的官方表示。美展的性质与规模更是前所未有。不仅书画、雕刻建筑以及工艺美术都有，不仅本国美术家，侨民中的美术家也一律有作品展出，不仅当代美术，古代的以及国外的作品也一并陈列。此次参展的354件作品中包括写实主义、式样主义、浪漫画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未来派等风格分类的西画作品。展览中，冯钢百、李超士、汪亚尘、王济远、司徒乔、丁衍庸、林风眠、朱屺瞻、潘玉良、张弦、吴大羽的作品都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构成了对中国观众的视觉冲击。事实上，这次展览中国画作品数量仍然居多。《美展汇刊》的编辑之一陈小蝶写了一篇文章《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将展出的国画分为六派：复古派（顾鹤逸、冯超然、吴岱秋、黄晓汀）、新进派（钱瘦铁、郑午昌、张大千、许徽白）、折衷派（高剑父、陈树人、何香凝、汤建猷、方人定）、美专派（刘海粟、吕凤子、王显韶）、南画派（金城、萧谦中、齐白石）与文人派（吴湖帆、吴仲熊、陈子清、郑曼青、狄平子），又在文中使用“粗枝大干深红惨绿”的文字描述了以刘海粟为代表的美专派，突出了展览中的新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