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内正处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当时，南洋领袖陈嘉庚先生为支援抗战，招募3000华工修复滇缅公路，保护中国唯一的生命线，徐悲鸿深受鼓舞和感动，于是创作了这件作品。想借“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国人艰苦奋斗、团结一心，最终取得胜利。
徐悲鸿 《愚公移山》 局部 《愚公移山》突破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传统理念，首次以人体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裸体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但徐悲鸿在创作时，用了西方的模特，同时，我们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人物并不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也反映了，徐悲鸿眼中的《愚公移山》精神不仅仅是本民族的，是具有世界性的。 《徯我后》 
徐悲鸿 《徯我后》 布面油画 230x318cm 1933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徯我后》这幅作品创作于1930至1933年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时候，徐悲鸿因痛感国土沦陷而心忧如焚，用三年时间创作这幅作品，其用意就是要借此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发出渴望求得解放的呼声。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去讨伐，老百姓盼望得到解救，纷纷说：“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画面上老百姓衣不遮体，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在啃食着树根，人们翘首远望，眼睛里饱含着期待的目光，好像大旱的灾年，渴望天边起云下雨一样。 2018 为何重提徐悲鸿? 2018年对于徐悲鸿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继此次中国美术馆的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之后，中央美术学在建校百年之际，将于5月份集中展出更大规模的徐悲鸿大展。对于学界来说，此时重提这位毋庸置疑的艺术大师，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在中国美术馆的徐悲鸿大展中《愚公移山》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作品，一方面其油画原作展出于整个展览最核心的位置，同时还在展览第二板块展出了中国画版《愚公移山》以及21幅素描小稿，这是徐悲鸿1940年在印度完成的一件作品。多位专家不约而同的认为，这一创作的系统展出似乎为最近不断提及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本。 徐悲鸿 《愚公移山》 纸本设色
144x421cm 1940 徐悲鸿纪念馆藏
主题性创作是近几年来中国艺术界不断在实践也是在不断在探讨的话题，而《愚公移山》突出的呈现了徐悲鸿关于主题性和民族性绘画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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