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是观众与美术大家徐悲鸿一次难得的对话机会。

在寻求中国美术复兴的20世纪，徐悲鸿提出以西融中的主张，将西方素描造型精准、油画色彩鲜明的特点融入中国画的笔墨神韵，成为民族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创新者。不止于此，作为一名正直敏感的艺术家，徐悲鸿时刻心系祖国，将民族气节与艺术叠加，是画品与人品高度统一的艺术巨匠。

从古典文本到艺术形象

“吾国之理想派，乃能大放光明于世界，因吾国五千年来之神话、之历史、之诗歌，蕴藏无尽。”返回中国古代典籍里的历史故事，将文学作品转换为艺术形象，乃是徐悲鸿独辟的一条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之道。

《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田丹列传》。作品表现的是田横与五百壮士离别时的场景，悲壮气概撼人心魄。画中身披红袍的田横拱手抱拳，气宇轩昂，向送别人群致意。画中的男女老幼构成悲愤难当的画面节奏，汇成一种英雄主义气概。从1928年至1930年，徐悲鸿用3年时间完成这幅巨作，意在通过田横故事，借古喻今，希望中华民族仍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启迪国民振作精神，复兴中华。

《徯我后》取材于《尚书·仲虺之诰》。画面上老百姓衣不遮体，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在啃食树根，人们翘首远望，眼睛里饱含期待的目光，犹如大旱灾年渴望起云下雨一般。1930至1933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徐悲鸿因痛感国土沦陷而心忧如焚，用3年时间创作这幅作品，其用意就是借此为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发出渴望求得解放的呼声。

《愚公移山》取材于《列子·汤问》。画作突破当时的传统理念，以人体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歌颂人的伟大力量。1940年正处在抗战艰苦时期，徐悲鸿得知中华儿女夜以继日、用血肉筑成了中国与外界唯一运输线——滇缅公路，深受感动，借“愚公移山”矢志不渝的精神，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打败日寇的信心。

家国忧思寄于笔下生灵

在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徐悲鸿不仅创作了一批尺幅巨大、寓意深远的历史主题作品，还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将这种家国情怀寄于笔下的万物生灵，成为当时乃至当下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象征。

在无论是“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战马，还是觉醒的雄狮面对挑战侧目睥睨，还是威猛雄健的群狮会合于富士山顶，抑或是鹰击长空、展翅翱翔、风雨鸡鸣……徐悲鸿赋予生灵英雄般的勇气与力量，寓意中国人民面对艰难困苦时的无畏无惧、一往直前。

1941年，徐悲鸿赴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举办画展，将卖画所得款项全部寄回祖国支持抗战。是年8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徐悲鸿十分关注国内战况，创作《奔马》。这是一匹由远及近、腾空奔驰而来的骏马。观者仿佛看到了奔马的速度，听到了马蹄蹬踏之声。他在画上题跋：“辛巳（1941年）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

在写实主义追求中融入浪漫气质和象征意味，是徐悲鸿飞禽走兽等动物画的独特创造。尤其是他塑造的“奔马”形象，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徐悲鸿笔下的马千姿百态，或驻足凝望，或回首长嘶，或奔逸绝尘，或腾空而起……它们不仅是徐悲鸿人格气质与创作激情的熔铸，也是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写照，更成为中国艺术形象创造中的永恒经典。

愚公移山精神的时代内涵

从神话故事到寓言象征到抗战隐喻，再到民族精神，《愚公移山》以及抗战系列作品，都是徐悲鸿饱含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的经典之作。

1940年4月，徐悲鸿在致教育家舒新城的信中说：“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的起一伟大之图。”可见，创作《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心间盘桓20年之久的愿望。早在欧洲求学期间，徐悲鸿看到那些深沉宏大的西方历史故事油画时，就已萌生为本民族历史故事绘写巨制的宏大理想。这幅《愚公移山》，既是古老神话的现代图像诠释，也是中华民族追求自由的艺术史诗。

千百年来，愚公移山的故事广为传颂，愚公移山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艰苦奋斗、奋勇前进。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愚公移山精神，指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这些重要论述，赋予愚公移山精神新时代的内涵。

笔墨当随时代。徐悲鸿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仍是当下美术创作的主流。时代性与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背景，也是一件有生命力作品的鲜活特点。徐悲鸿始终坚持与民族同步、与时代交响、与人民共鸣的艺术理念，为当今美术创作留下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