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弟子当年在中央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接受的是艺术师范教育，其艺术科1933年的课程标准，已明确将“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才”、“养成中学及师范学院之各种艺术师资”、“养成艺术批评及宣导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作为教育方针，所列课程强调基础训练，重视中西兼修，又不忽视专与博的辩证统一，因此受教于此的学生在日后的艺术生涯和实践中，大致呈现出以教育为职业、艺术实践上一专多能的共性。其中吴作人、张安治、夏同光、孙宗慰、文金扬、艾中信、康寿山，还都有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工作的经历。不过在就任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期间，他们并不全都承担专业教学，像李文晋是国文副教授，康寿山和万庚育则是出纳组职员。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和梳理的对象是徐悲鸿执掌的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毕业生或旁听生)，所以蒋兆和、李瑞年、叶正昌三位不在其中，但他们与徐悲鸿系统的紧密关系使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其轻易滑过。细论起来，自学起家的蒋兆和(1904.5.9-1986.4.15，四川泸州人)、曾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的李瑞年(1910.06.10 -1985.08.23，天津人)，都还有先后执教中央大学艺术系与徐悲鸿共事的经历，蒋兆和尊徐悲鸿为良师益友，李瑞年也认为他的艺术生活、教学观点受惠于徐悲鸿较多。徐悲鸿重组北平艺专后，聘蒋兆和为兼任教授、李瑞年为教授、叶正昌(1909.12.9-2007.5.21，四川铜梁人)—在南国艺术学院接受徐悲鸿指教的学生—为副教授，其中，李、叶二人还是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建国后，叶正昌离开北京在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任教授。李瑞年也在1952年追随他的老师卫天霖，调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后来该校演变为北京艺术学院，李瑞年担任美术系主任，副职就是张安治。只有蒋兆和始终没有离开中央美术学院，由墨画教研组、绘画系彩墨画科、彩墨画系到中国画系，这么一路教下来，成为中央美院发扬徐悲鸿以西润中艺术之路的主力，故而有学者谓之以“徐蒋系统”或“徐蒋体系”。

　　上述弟子、同道，大多数得到过徐悲鸿的提携惠助，或积极斡旋外派留学，或诚挚邀请揽于麾下，或慧眼识珠评论揄扬。徐悲鸿看重吴作人西北写生透露出的中国文艺复兴曙光，推崇黄养辉以美术眼光绘建设工程开中国绘画新境界，褒扬冯法祀以急行军做法对抗战题材的把握，标榜孙宗慰走向西北开拓胸襟眼界的抱负，支持文金扬的教学法研究，引蒋兆和为开辟新国画之豪杰，赞艾中信多产质优而寄以极大希望，鼓吹宗其香、李斛以中国纸墨运西法写生表现明暗光影为中国画之创举，期许戴泽、韦启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这些人亦服膺徐悲鸿艺为人生之信念、融合中西艺术之求索、改良中国画之抱负、素描为造型艺术基础之训练，以及勇猛精进、嫉伪如仇之人格，常年追随者有之，召之即来者有之，特别是徐悲鸿在筹组中国美术学院、重组国立北平艺专、兴建中央美院时，其中的骨干—王临乙、吴作人、冯法祀、孙宗慰、艾中信、宗其香—更是徐悲鸿连续聘任的人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徐悲鸿，这些人的艺术人生或许将是另外一番样子;同样，如果没有这些人，徐悲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位置和影响也不是现在的局面。因此，艾中信说徐悲鸿“在20多年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中，他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至于今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学派……他们大多数兼教学和创作，推动并发展了中国的美术事业，首先是美术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