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在中央大学的求学时间，并考虑抗战国难条件下中央大学迁变等因素，这批弟子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期：

　　第一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包括王临乙(旁听生)、吴作人(旁听生)、李文晋、张安治、萧淑芳(旁听生)，他们是徐悲鸿1928年春在南京履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教授后，最早栽培的一批弟子。这一时期是徐悲鸿执教中央大学比较稳定的一段时期，除了1928年11月15日至1929年1月底履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70余日之外，徐悲鸿基本在岗执教。这一期的弟子中，除李文晋、张安治为同届正式学历生外，王临乙、吴作人、萧淑芳都是慕名追随徐悲鸿的旁听生，虽然他们真正作为旁听生跟随徐悲鸿学习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徐悲鸿的人格魅力、教诲和帮助却实实在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当年，也正是得益于徐悲鸿的鼎力扶持，王临乙、吴作人和张安治才得以先后跨洋渡海到欧洲留(游)学。实际上，这几人中除李文晋外都有留洋背景。其中吴作人1935年回国后，即随徐悲鸿任教于中央大学，因此后期弟子中也有不少是吴作人亲授过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吴作人和王临乙成为徐悲鸿重组北平艺专、合并筹组中央美院的左膀右臂。

　　第二期，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包括黄养辉(旁听生)、陈晓南(旁听生)、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这一时期大体上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的教学发展时期，有明确的教学方针和详细的课程设置，也是徐悲鸿继李毅士、汪采白、唐学咏之后，于1935年-1936年5月短暂出任科主任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徐悲鸿已经比较忙碌。其中，1933年1月28日-1934年8月17日，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徐悲鸿是在欧洲举办中国近代画展。1936年5月18日，徐悲鸿又因家庭纠纷离开南京，到1939年1月4日赴新加坡之前，忙碌的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授课已不太稳定，间或兼课而已。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1933年赴欧洲办展之前、1934年从欧洲回国到1936年离开南京之前，这两段时间是徐悲鸿这一时期在中央大学执教的稳定期。黄养辉、陈晓南、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与徐悲鸿的关系，就是在这两段稳定的教学时间中建立起来的。其中除陈晓南、夏同光外，皆无留洋经历。

　　第三期，抗战初期到40年代中后期，包括艾中信、康寿山、齐振杞(旁听生)、梅健鹰、宗其香、李斛、戴泽、万庚育、张大国、韦启美、梁玉龙。这一期主要是抗战爆发后在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就读的一批弟子。由于徐悲鸿1939年年初至1941年年底在南洋、印度，1946年7月31日又赴北平，因此，这一期弟子与徐悲鸿的接触主要在1942至1946年。其中像艾中信在当时已经留校充任助教，协助徐悲鸿上课，对徐悲鸿教学要求的了解也就深入一层。这一期弟子中，只有梅健鹰曾经留学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