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是在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具体情境中，酝酿于国立中央大学、聚集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内化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具有艺术共识性的教育实践与艺术创作群体，其正式命名出现甚晚，主要得自徐悲鸿、吴作人的学生艾中信在20世纪80年代对徐悲鸿及其追随者进行的总结性阐释，是艾中信在“徐悲鸿学派”、“徐悲鸿教学体系” 的认识上，针对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给予的命名和定位。不过，“徐悲鸿学派”、“徐悲鸿教学体系”这样的称呼，也并非艾中信首创。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江丰接任去世的徐悲鸿作为一把手主政中央美院规建彩墨画系时，就在要不要学素描、怎样学素描的问题上，以“徐悲鸿学派”、“从徐悲鸿到李斛就是传统”为凭借，打压过彩墨画系从线描出发改革当时以“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为主导的素描教学要求。当然，那个时候讲“学派”，基本还停留在争鸣层面，还谈不到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美术史意义上的研讨。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艾中信《徐悲鸿研究》，才意味着开始将“徐悲鸿学派”、“徐悲鸿教学体系”纳入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具体情境中进行历史思考和价值判断，后来艾中信又在1985年纪念徐悲鸿诞辰90周年之际，郑重提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并予以专门研讨。然而，随着这一具有强烈自觉阐释特征的概念性说法的提出，美术界实际并不真正在意艾中信对“徐悲鸿学派”给予教育学定位的判断和用心，而依然惯于从宽泛与狭窄并存、庸俗与偏执同在的层面使用“徐悲鸿学派”一词，这样，对它的附会、剪裁、曲解和质疑也就如影随形。凡此种种，都与在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具体情境中怎样探究“学派”的存在及存在关系，欠缺深度研究和学理支撑有关。为此，笔者不揣浅陋，以“学派”与“体系”为立足点，斟酌研讨“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在北平艺专、中央美院的历史存在及存在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1927年9月初，徐悲鸿(1895.6.18-1953.9.26，江苏宜兴人)结束八年留学生活回国后，将“写实主义”视为铲衰除弊、使中国文艺得以复兴的良策而加以标榜，将相当精力投放在需要大爱和牺牲、关乎人才培养的美术教育事业上面，其中尤以中央大学为其传道授业、哺育人才的艺术摇篮。徐悲鸿在此虽未长期以主任之职主其事，但他胸怀抱负，责任自持，以爱才识珠、有教无类、教而无私之德，栽培提携着后学，其恩泽往往令受教者没齿难忘并愿随时听其调遣，以至于1942年徐悲鸿筹组中国美术学院、1946年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筹组中央美术学院之时，所延揽者中就有不少出自俗称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根据笔者调查，自1946-1966年先后被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毕业生共计22人，他们是：王临乙、吴作人、张安治、李文晋、萧淑芳(女)、黄养辉、陈晓南、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艾中信、康寿山(女)、齐振杞、梅健鹰、宗其香、李斛、戴泽、万庚育(女)、张大国、韦启美、梁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