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伯年评传》中，徐悲鸿指出：

　　“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工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借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徐悲鸿接着强调：“但此非徒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徐悲鸿记任伯年杰作，也较信札为详：“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陈）之初藏之《何仙姑》。……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殊非过言也。”并说，只是“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综上所述，关于任伯年的评价从信札到评传，徐悲鸿这些论证，并非心血来潮，更非表面应酬——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讨好已故的海上画坛领军人物任伯年。何况，徐悲鸿还尽其心力，以油画妙笔作《任伯年画像》，让人们在研读《任伯年评传》时，一并领略到任伯年的独特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