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与体系：“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刍议
来源:中国国家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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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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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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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是在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具体情境中，酝酿于国立中央大学、聚集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内化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具有艺术共识性的教育实践与艺术创作群体，其正式命名出现甚晚，主要得自徐悲鸿、吴作人的学生艾中信在20世纪80年代对徐悲鸿及其追随者进行的总结性阐释，是艾中信在“徐悲鸿学派”、“徐悲鸿教学体系” 的认识上，针对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给予的命名和定位。
之所以说是粗放，一是结构粗放，二是教学粗放，三是时间不足。所谓结构粗放是指两年素描学习后与国画教学的衔接基本处于自发联系的状态。所谓教学粗放，在叶浅予看来就是教师各教各的，互不通气，在艾中信看来就是心里有那么个谱，按徐先生的想法上课就是了。因此，即便是造型基础课木炭素描，各家各派之间也并无定规约束，反倒也自由活泼。不过叶浅予互不通气说应该只是自己的感觉，实际上悲鸿弟子和更志同道合的同盟者之间时有聚会，吴作人没去英国避难前不就自发地在洋溢胡同邀集同仁举行晚画会么?所谓时间不足，主要是说提供给徐悲鸿办一所“左的学校”、实现写实主义理想的时间不够，从1946年8月北平艺专重组，到1949年11月和华大三部美术科合并，满打满算也就三年，这还不算高涨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给正常教学带来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有思想主张而无教学定规、粗放而自由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搭建过程中，围绕在徐悲鸿周围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实际上已经自发形成团体模样，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一二七艺术学会里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就不在少数，他们以徐悲鸿为精神核心，履行并丰满着徐悲鸿的主张，逐渐形成并未自觉标榜但已经心里有数的体系与学派雏形，而他们对“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贡献应以“素描”和“构图”两门课程为突出，这也是当年受教于北平艺专绘画科学生印象较深的两门课程。至于其他各家各派，也在这种参与和建构中付出一己之力，他们会什么就教什么，至于怎么教—是临摹为主还是写生为主—完全是个人的事，徐悲鸿并不干预。比如李苦禅教他的荷花、鹰，边画边讲，留下画稿给学生临;叶浅予来校后添了一门速写课，和学生一起画穿衣模特儿。不过相对于徐悲鸿及其弟子来说，各家各派在当时作为“派”的意义主要表现为艺术出身和艺术擅长的差别，而非思想、方法的自觉。这种自觉—如董希文的油画民族化探索、李可染的中国画改造实践等—主要是在建国后的历史条件里才呈现出来。因此，北平艺专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最终体现为以“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奠基、各家各派在“惟妙惟肖”的基本共识下自由生长的粗放格局。
真正与“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构成群体性对应力量，抑或可以称派的力量，出现在建国后，即出身“鲁艺”的解放区革命美术工作者群体，以及面向苏联提高造型艺术技巧的美术工作者群体。对于前者，版画家力群曾名之为“延安学派”，和“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一样，也带有事后追溯归纳的特点。对于后者，美术界往往约定俗成地呼之为“苏派”，但在20世纪下半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动的影响下，这一称谓也不可避免地夹带着高低起伏的历史情绪。实际上，接受苏联美术教育的中国美术工作者，并不满意也多不接受这样的称呼，本文只是在方便归类而非价值判断的层面上使用“苏派”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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