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我为什么写《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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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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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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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
对此种论调,杨先让义愤填膺。“你骂徐悲鸿,骂中国的美术倒退了50年,我不承认,”杨先让在发布会上说。而为老师“正名”,也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休后,在海外居住了几年。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重要。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应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研究他。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他的功绩谁能代替?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吗”,杨先让说。
出席此次发布会的李苦禅之子、国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则认为,我们从西方引进美术和美术教育应该引进什么?这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徐悲鸿先生看到我们中国现代这种人心鼎沸的现状、国难当头的现状,他希望从国外引进一些能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艺术,把这样的画拿进来,不管是国画,还是油画,不需要解说员,观众都能看得懂。
这些年来,出现“去徐悲鸿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站在历史断层中间。我们的文艺创作,只有高原,没有高峰。很多人连平原也见不着,因为他站在坑里,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传统文化有多高。
徐悲鸿中国画《愚公移山》 “时至今日,徐悲鸿的精神与主张,对中国美术事业依然有现实意义。我在今天写他,也是个责任”
《徐悲鸿》一书,力求通过详实资料和生动语言,从成功道路、感恩报国、独特卓见、情感世界等方面,客观、真实、全方位展现徐悲鸿一生。
在写作中,杨先让有鲜明原则:“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杨先让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时至今日,徐悲鸿的精神与主张,对中国美术事业依然有现实意义。我在今天写他,也是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