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传记作品《徐悲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发布上，该书作者，原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已87岁高龄的杨先让，在讲述写作缘由时，愤慨激昂。

　　1948年，杨先让先生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五年得到他的悉心教导，后来又在徐悲鸿曾经执掌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一直都在徐悲鸿艺术思想熏陶下走过。《徐悲鸿》一书立足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立体呈现了： 从乡村到上海，从北京到欧洲，一个穷苦青年何以成为一代艺术巨匠？肩负重振中国美术的使命，在战火纷争中颠沛流离，徐悲鸿绘就了怎样的传奇人生？

　　“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

　　在《徐悲鸿》一书开篇，引用了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八十多年前的一段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徐悲鸿油画《田横五百士》

　　在杨先让心中，老师徐悲鸿就是一位伟大人物，“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在20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