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与体系：“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刍议

来源:中国国家画院 | 作者:鸿雁 | 发布时间: 2018-03-29 | 57498 次浏览 | 分享到:

　　“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是在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具体情境中，酝酿于国立中央大学、聚集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内化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具有艺术共识性的教育实践与艺术创作群体，其正式命名出现甚晚，主要得自徐悲鸿、吴作人的学生艾中信在20世纪80年代对徐悲鸿及其追随者进行的总结性阐释，是艾中信在“徐悲鸿学派”、“徐悲鸿教学体系” 的认识上，针对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给予的命名和定位。

　　这样，若从表面看来，在“延安学派”挺进和“苏派”崛起的20世纪50年代，“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在“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构建中的位置—从基础教学到创作教学—似乎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但一方面，如果打破宗派桎梏，从目标、方法和要求去观察，可以说这一时期也是原本就强调“以人物为第一”、“以素描为基础”、“贵明不尚晦”的“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主动认同和接受“延安学派”的群众路线、创作经验并部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型艺术经验，在“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建构中获得富有时代烙印的升级和内化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徐悲鸿在1953年去世了，可他最钟爱的弟子吴作人在1953年和1958年连升两级，成为中央美院继徐悲鸿、江丰之后的第三任院长，学院中军“油画系”也一直由徐悲鸿的亲信弟子冯法祀、艾中信相继主持，吴作人《齐白石像》(1954)、艾中信《通往乌鲁木齐的公路》(1954)、冯法祀《刘胡兰就义》(1957)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也都完成在这个时期。另一方面，如果看到了50年代初普及教育时期“延安学派”的挺进，也看到了50年代中后期正规化建设时期“苏派”的崛起，那么就应该相应地也看到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巩固提高充实时期，表现为吴作人油画工作室的“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在油画教学实践上的进一步推进，表现为蒋兆和素描教学改革的“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在联系素描基础教学和中国画人物画专业教学之间搭桥的努力，否则，将会妨碍对五六十年代中央美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全面理解。因之，也应该看到，被邀聘到北平艺专与徐悲鸿及其弟子共同参与“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构建的叶浅予、李桦、董希文、李可染诸家，在建国后中央美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建构过程中，在与“延安学派”、“苏派”、“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的合作中(当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对抗与妥协)，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物质高度匮乏但精神相对舒畅的时期，他们作为各系学术带头人，在油画、版画工作室制和中国画分科制的教学实践中，自觉于艺术规律思考、艺术新风探索以及教学经验的总结，为“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构建所贡献的艺术智慧。像董希文工作室立足于油画民族化的目标和思路，特别是对西方艺术的择取范围—“文艺复兴之前、印象派之后”“乔托之前、塞尚之后”—超越了具体历史条件下可能的开放度，因而也和吴作人工作室所代表的“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拉开了距离。又如中国画系主任叶浅予，一向不苟同徐悲鸿用素描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在重视素描训练的三个群体派别踵接汇聚到中央美院之后，他依旧在妥协中尽力维护着线描在中国画教学中理解造型与笔墨的作用。1956-1962年，叶浅予着力从线描、色彩、构图、透视等方面逐一钻研中国画自有的艺术规律，提出“八写、八练、四临、四通”的人物画基本功，恰与同期人物画科主任蒋兆和试图建立适合中国画视觉文化的、以白描为骨干、兼以西洋素描解剖透视因素以及适当的结构性皴擦的人物造型方法“现代国画人物写生法”构成了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