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如果说文学有鲁迅，戏剧有梅兰芳，那么美术就是徐悲鸿，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这位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的评价颇有争议，对他的艺术史意义也同样认识不足。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的徐悲鸿？“悲鸿精神”的内涵是什么？之于当下究竟有何现实意义？

　　1月25日，由中国美术馆和徐悲鸿纪念馆联袂举办的“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开幕，本次展览是国内外第一次围绕徐悲鸿大型美术主题创作进行的全方位策展，也是徐悲鸿美术精品近十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谈及展览的意义时说道：“将徐悲鸿作品中民族与时代的关系通过当代新展示、新媒体、新方法、新载体的不断传扬与积极拓展，使‘悲鸿精神’的当代彰显融入新的时代语境，增添新的时代意义。”

　　徐悲鸿的改良策略

　　三张主题性巨幅油画《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首次合璧，连同《巴人汲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师东京》等代表性中国画作品构成了“民族精神”板块，占据了中国美术馆最重要的圆厅及序厅；左侧展厅“图稿叙事”部分陈列有徐悲鸿创作于1940年的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以及为其绘制的20余幅人物图稿，有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创作的肖像及速写，还有以喜马拉雅山为题材创作的风景系列；右侧展厅“家国忧思”部分陈列的是徐悲鸿为李济深、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绘制的速写肖像，以及以奔马、雄鹰、雄狮、雄鸡等动物为题材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创作。三个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大型主题创作领衔，辅之以大量速写、画稿，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

　　近年来，有关徐悲鸿的展览并不少见，几乎每次展览都能形成一些话题，有从写实的角度切入，有从中西融合的角度切入，但此次展览却以“民族与时代”这样的立意来观照徐悲鸿的艺术，无疑让观众对艺术家与时代、与民族的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观展后表示，徐悲鸿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徐悲鸿能真正用画笔表现那个时代，比如预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在胶着状态的《会师东京》，比如在国共合作破裂背景下创作的《田横五百士》，可以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节点总能看到其与之对应的作品。二是在艺术道路的选择上，徐悲鸿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又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根脉。这从他年方23岁发表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就可见一斑，其中提出的“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画之可采者融之”的思想就已经构成了中国画改良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