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首先要以积极、虔诚而又审慎的态度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传统文化”前面要加上“优秀”二字？传统文化是在古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本质上是顺应过去时代的，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它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糟粕，不能转化为有益于当代的成分，我们就要有分析，选择，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把真正代表民族文化“正能量”的部分、能为当今社会所用的优秀的部分加以张扬、转化与吸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因”。笼统地提倡“国学”，特别是让青少年毫无选择地学“国学”，是不负责任的倒退。我们文史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研究，阐扬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利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向善”的部分，同时也要指出那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甚至有害于社会健全发展的部分。现在有些文史专家缺少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一味钻故纸堆，把很多早已证明是落后的、腐败的东西翻出来，不加批判地推送给青少年，是不合时宜的。另外，还需要开阔的胸襟，不拒绝优秀的外来文化，不搞闭关锁国。还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有道理，既积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放眼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这就是文化自信。

　　记者：您曾提出“关注文学生活也是关注民生”。文学生活与文化复兴有什么关系？如何提升民众的文学生活质量？

　　温儒敏：民族文化中包括了文学艺术，是很重要的民族精神载体。比如诗骚、史传、唐诗、宋词，既是古人的情思表达，也是民族精神包括情感、思维、审美的结晶，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某种精神积淀，是思想和语言代代相传的“共同体”。为什么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习和诵读古诗词？因为这是领会和传承民族情感方式和审美习惯最好的途径。像读古诗、学语文等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也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当然，国民大众更多在“消费”各种书刊、影视、新媒体，也都属于当今社会的“文学生活”。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关注文学生活也是关注民生”的。研究文学的学者一般都把眼光聚焦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很少注意普通读者是如何“消费”文学的。文学研究离不开“理想读者”。所谓“理想读者”，并不是大众眼里高不可及的专业评论家，而是被很多人忽视的普通读者。很多情况下，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作家作品实际效果的，首推普通读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参与”文学活动。所以，普通读者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很有必要。

　　现今社会网络发达，影视和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多数国民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可是泥沙俱下，很多文化产品包括文艺作品都被商业化所捆绑，质量堪忧。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关注当今社会的“文学生活”，张扬正能量，引导和提升公民“文学生活”的质量。这也是文化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