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特殊之历史，故人民亦有特殊之嗜尚，凡此嗜尚只彼私有，故日人恒喜写其一寸阔眉之人，用三十丈布做成之衣，截梢类中国梳头之法，黄豆大之口，凡此不经，均非悲鸿之笔所及。

日人之美术学校，位置于上野公园，与博物馆、动物园为邻，就实参考，凡写动植物，均以生物为型，夫其有准确之识力，又恶致为摹法古画中之陈迹所惑者，是乃彼之合乎世界进化原理者也。

彼中画人既多，寻常作品，不足显杰出者之才能，其杰出者亦不随意作画应世，以自贬其价值，继起英俊，其力不能邀集诸赏鉴注视其作，缘此种种，文部省展览会遂不能自已，藉使彼辈著其全锋，或五月，或三月，成一画，积功集力，迨其圆满，自是不同，而文部复择其精者，设赏以奖励之，社会之要求者，平日难得其一木一石，至此亦可纵览选购，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故其收偿既丰，苦功不负，是以其进之猛也。

凡与此为缘者，其最大条件，则穷画师亦须储得一年之粮，使彼无近忧，有参考，足供其取材，社会有富人，家中不贼偷，得历半年或三月，纵心思于艺成得售，复如是以待明年文展余暇，挥写作意外资，故国家不必定设画院养画家千百，而其术自进步也。

要之，彼国文艺美术，今殆全盛。东方美术国，舍中国今日凡百学艺均在沉醉中，无自列于世界竞美之价值。当然，推让之，故彼亦仅云“东洋之法国”耳。吾意正毋庸羞愤，且中国今日即有一万有志美术之士，亦不足与云代兴，盖彼国中有博物馆，有动物园，有精印刷，且有佳色，有佳绢，有佳纸，凡此与美术为缘者，彼已少乏材之叹。有闻吾言者，大怒：投资二亿元于吾所言者，立刻并举。吾闻之，当不避杖而哀告之曰：暂待十年。

从“今年六月间来此观光”及“俟其文展于大正六年十月十七日会开，因入览焉”等语，断定该文写于191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上旬的日本，似无疑义。

这是目前所见徐悲鸿唯一一篇如此详尽地谈及日本画坛的文字，其中有不少信息可以作为其《悲鸿自述》和王震编《徐悲鸿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的补充。

一、《长编》记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携蒋碧微乘船离上海赴日，又笼统说“5月下旬”到长崎并转而抵东京。按上海距长崎仅800公里，抵达长崎应在中旬；按徐悲鸿自说“六月间来此”，说明到东京的时间也不在5月下旬。

二、徐悲鸿在该文中用“观光”来概括此次日本之行，这个提法还是首次见到，与我们通常所用“游学”不同。也许是因为徐悲鸿原本打算用这笔钱去法国留学，由于一战航线不通而改去了日本，所以我们会有“游学”的逻辑推测。从他未作打算进入日本美术学校进行正规学习、也未作自学式临摹来看，他的这种以参观展览、浏览书店、逛书摊，外加接触极少数日本同行和学些日语的日本之行，用“游学”一词确属勉强；但另一方面，哈同花园所出川资至少名义上不会是供他去日本“观光”的，当然，如果这笔钱里包含了他为哈同花园工作的酬劳，即半酬半送性质，“观光”目的也不是不能成立，特别是还带着蒋碧微私奔兼度蜜月，“观光”的成分确是有的。故是否将此行定义为介于游学和观光之间的“美术观光”较为适宜，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蒋碧微回忆录》中有“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之语，似有要见机行事地从日本去法国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就真是“观光”了。